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文明开发最早的古老民族之一。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学历史之悠久，种类之繁多，形式之丰盈，都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文学大国的文学相媲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集了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它反映社会生活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它的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更为无数的外国学人所称道。

    在戏剧方面，远在十三世纪，就出现了元杂剧的辉煌。它的代表人物之一关汉卿，一生创作了70部杂剧。那惊天地泣鬼神的《窦娥冤》，那轻松、明快、活泼、幽默的喜剧《救风尘》，那颂扬正义、鞭挞邪恶的公案戏《鲁斋郎》，那翻卷着时代风云的历史剧《单刀会》等风格多样、色彩纷呈的剧作，不仅展示了我国戏剧的丰富性、成熟性和厚重感，而且还把唐诗和宋词的优点熔为一炉，把诗词的功能由一般的吟诵扩展到配乐吟唱，将诗和歌密切地结合起来。

    唐诗、宋词独特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魅力，使语言的潜能发挥到了极至。它朗朗上口，铿锵有力，变化多样而又严整有序，而时代伟人毛泽东，不仅继承了它的优秀传统，而且还把这一艺术推向了一个新高峰。

    在小说方面，还是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就出现了“标志市民文艺样式”的“宋话本”。元末明初又有两部长篇小说的伟大杰作问世，那就是施耐庵的《水浒传》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这两部内容博大、气势恢宏、人物过百的长篇巨著，享有世界声誉。

    在革命风暴中诞生、发展、逐渐走向成熟的我国现代文学(从“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学)，以其更先进、更合理、更美好的崭新姿态，前进在今日世界进步文学的前列。《阿Q正传》、《子夜》、《家》、《春》、《秋》、《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风云初记》、《保卫延安》、《红旗谱》、《红岩》、《东方》、《李自成》、《黄河东流去》、《第二个太阳》、《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等小说；《雷雨》、《日出》、《茶馆》、《蔡文姬》、《武则天》、《文成公主》等话剧；郭沫若、艾青、贺敬之、郭小川、李季等诗人的诗歌，都以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跨进世界文学的殿堂，为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学编织出更为璀璨夺目的花环。

    综观三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全貌，可以看出它的发展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一、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漫长历程中，文学的任务和功能历来都受到重视。公元前的孔子（公元前551椆?/FONT>479）首先提出诗(文学)“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三国魏文帝曹丕，极重视文章的写作，认为文章可以“经国”，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唐代的大诗人杜甫，对写作诗歌的目的作了更直截了当的阐释：“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对此，白居易说得更为明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古代诗人、作家、文论家这些关于文学任务和功能的论述，对后来的创作实践和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批判地吸收历代有关文学功能的主张中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提出了更明确、更为群众欢迎的响亮口号：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解放区的文学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新中国的文学特别是新时期的文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

    二、我国文学历来是勇于进取，在形式和体裁上不断创新或推陈出新的开放型文学。比如，诗歌的发展是由四言诗而五言诗、七言诗，由古体诗而近体诗、格律诗、自由诗。散文的发展是由先秦散文而汉赋、骈文而“古文运动”中的古文，到了现代，散文的种类和形式，真可谓千姿百态、色彩纷呈。在体裁上，由唐诗、宋词、元曲而明清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总之，几千年的文学发展表明，我国文学在艺术形式和体裁上，总是处在不停的运动中，在不断地创新和革新。

    需要指出一点，中华民族是一个理性化程度较高的民族，能够全面、辩证、成熟地对待文学形式和体裁上的创新和革命。某一新的艺术形式和体裁出现后，并不因此否定先前的艺术形式和体裁，而是允许各种艺术形式和体裁自由竞争。比如，七言律诗、七言绝句在诗歌领域里占据主要地位后，但五言诗和四言诗并没有就此消亡，甚至直到今天，也依然存在。再比如，今天我们提倡新诗，但旧体诗创作依然很兴旺，诗与词的比翼双飞、共存共荣也很令人深思。在宋代，词在诗歌领域里占了主要地位，但宋代的诗也很有特色。即使在今天，它们也是齐头并进的兄弟或姊妹。

    三、我国文学是在向世界进步文学不断学习、科学借鉴的过程中，逐渐发展、丰富起来，从而与世界文学健康、奋进的潮流相沟通、相汇合的文学。中华民族，这块伟大的土壤，是很肥沃的，对于外来文化，向来是热烈多情的。且不说从南北朝起我国就开始翻译佛经的盛事，也不说唐代高僧玄奘亲赴天竺取经，翻译佛教建立的丰功伟业，只说清光绪举人、京师大学堂的林纾先生一个人翻译一百七十余种欧美等国小说的非凡之举，就足可以看出近代的中国学人对外国文学的重视程度。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古今文学名著，几乎全都译成了中文。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各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在我国的翻译出版，掀起了史无前例的热潮。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作家、艺术家，在向世界进步文学学习时，显示出惊人的智慧和创造力。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引进外国的新的艺术形式，如新文学中的小说(以鲁迅的短篇小说和茅盾的长篇小说为代表)、新诗(以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的诗歌作品为代表)、话剧(以曹禺的话剧为代表)等的创建，走的就是这条直接引进外国新的艺术形式的道路。二是借鉴外国的艺术形式，对某些民族传统形式进行改造，即旧形式的现代化。如赵树理的新评书体小说，刘绍棠的新传奇小说，李季的民歌叙事诗，走的就是这条道路。三是从中西形式中都吸取些成分，嫁接出一种独特的新形式。也可以说是土洋结合的新产品。如歌剧《白毛女》，就是西洋歌剧、话剧、传统戏曲、民间秧歌几种成分的溶合体，颖异别致，令人耳目一新。再如新时期崛起于舞台和电视屏幕的喜剧小品，就是独幕话剧、相声和影视艺术某些特殊的表现手段杂交而成的新的艺术形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多种文学流派自由发展，平等竞争，贯穿我国文学发展的始终。这也是我国文学的一个好传统。远在公元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我国思想和文化界就曾出现过多种学术流派争鸣的繁荣局面，出现过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四大著名学派，诞生了《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这样一些代表人类古代文明的重要著作。后来，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我国文学中又出现过婉约派、豪放派、江西派、茶陵派、公安派、骈俪派、本色派、吴江派、临川派、竟陵派、桐城派、常州词派、鸳鸯蝴蝶派等多种文学流派。在现代小说发展中，还出现过新感觉派小说、乡土派小说、社会剖析派小说、京派小说、七月派小说等多种流派小说。在现代诗歌发展中，出现过七月派诗歌和“九叶”诗人。新中国成立后，还诞生了山药蛋文学流派和荷花淀文学流派。众多文学流派竞相媲美，是文学创作本身的艺术规律决定的，是文学事业繁荣和生命力的标志。尊重这个规律，毛泽东主席于1957年2月，在其重要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郑重地提出了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人们常说的“双百”方针)。毛主席是这样阐述这一方针的重要意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毛主席提出和倡导的“双百”方针，是对我国古老悠久的文化传统的科学总结，是繁荣、发展艺术和科学事业唯一正确的方针，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创举。新时期以来，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我国文学界出现了艺术流派林立，创作空前丰收的喜人形势。在全国影响较大的小说创作流派有：以刘绍棠为代表的乡土文学派；以邓友梅为代表的市井画卷派等众多的艺术流派。众多艺术流派的形成和空前活跃，是我国广大作家艺术家潜能得到发挥的重要标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发展与繁荣的巨大推动力。

    五、在我国文学发展中，民间文学总是与正宗文学并驾齐驱，成为推动正宗文学发展与繁荣的强大潮流。《诗经》中的“风”，基本上是民间文学，“颂”基本上是正宗文学，“雅”既有民间的，又有正宗的。可以说，《诗经》是正宗文学与民间文学的珠联璧合。词与曲一开始也是民间文学，到后来发展成正宗文学。宋人“话本”起初也是以民间文学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到了明清，演变成小说，成为文学的主导形式，诞生了一系列家喻户晓的长篇名著。我国文学中，正宗文学与民间文学这种互相推动和紧密联系，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加强和发展，成功的事例数不胜数。国家每年组织作家、艺术家到全国各地进行采风活动，目的之一就是有意识地引导作家、艺术家密切与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的联系。